來源：王緝志

　　在澳大利亞產的電腦上開發(fā)漢字系統(tǒng)

　　1983年，我還在冶金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我本來長期出差在上海參加寶鋼工程建設，為此，曾在1979年底被派往日本學習計算機軟硬件技術，并將參加寶鋼的計算機控制系統(tǒng)設計。因為計劃調整，寶鋼的二期工程被推遲，于是就從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下一步做什么，領導還沒有安排。

　　我在所里的計算機應用研究室，負責其中的一個組，以搞熱軋過程控制為主。當時我國剛開始進口微機，我們小組也在考慮購買一臺微機。了解到科學院天文臺使用了一種澳大利亞產的微機，性能價格比很好。經同事介紹，我認識了該機的設計者、澳籍華人鄺振琨先生。他們公司叫DATAMAX公司，他研制的機器就叫DATAMAX 8000，CPU是Z80,操作系統(tǒng)是CP/M，DATAMAX機問世時，IBM PC還沒出來。

　　該機所帶的軟件有字處理軟件WordStar、試算表軟件CalculStar和數(shù)據庫軟件dBASE II等。當鄺先生為我們演示WordStar時，我很驚訝，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可以這樣運用自如的字處理軟件，WordStar還有Mail Merge(郵件合并)功能，真使我大開眼界。

　　那時候，一套微機系統(tǒng)包括三大件：主機、顯示終端和打印機。終端是字符終端，主機和終端是通過RS232串口連接的。鄺先生說他只是微機的開發(fā)者，如果終端和打印機都通過他從澳洲進口，價格必然高。所以他只賣主機，終端和打印機可由我們自選。

　　我有一位朋友王安時(后來成為四通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曾任四通集團董事，香港四通公司總經理)，當時他正在科學院負責進口設備，對進口手續(xù)和價格等都很熟悉。選擇什么終端和打印機，我去找他咨詢。他向我推薦了美國的TeleVideo終端和日本的OKI打印機。當時一臺終端的市價約2000美元，而王安時介紹的TeleVideo只要900美元，OKI打印機是350美元，也比市價低。

　　說來也巧，我妹妹王緝惠的初中同學于成金是一位港商，正在做打印機的進口生意，他向我推薦日本伊藤忠的一種新型打印機，他說你先拿去試用，不合適可以隨時退貨，滿意了再付款。

　　就這樣，我選了鄺先生的DATAMAX 8000主機，王安時推薦的TeleVideo終端，拿了伊藤忠的打印機來試用，湊成了一套價格相對便宜的微機系統(tǒng)。在該系統(tǒng)上，我很快熟悉了WordStar、 CalculStar、 dBASE II等軟件的使用。

　　因為是自己攢的系統(tǒng)，有關的驅動軟件要自己做，我認真地閱讀了打印機的說明書，突然發(fā)現(xiàn)，這個打印機的打印頭是由8根針組成的，用軟件指令可以控制它每一根針的動作。當時國內用的一般打印機都是字符打印機，只能打abcd這樣的英文字母，而這臺打印機是圖形打印機，可以打由點陣組成的圖形。哈哈!我靈機一動，連夜編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紙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動化所”七個漢字。

　　這一夜我興奮得沒有睡著，我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個漢字，就意味著原則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漢字。也就是說，讓電腦處理漢字不再是遙遠的事了，似乎觸手可及了。

　　但是，能打印七個漢字，只是解決了原理問題，要讓這套微機系統(tǒng)能用漢字處理各種應用，則要解決一系列的實際問題。

　　首先，要有漢字字庫才能使打印機真正能打印漢字。當時，到哪里去找漢字字庫呢?自己動手做吧!于是，我從家里拿來了一副圍棋，把塑料棋盤布往桌上一鋪，我們全小組的人都動員起來，一個人用棋子擺放漢字點陣，另一個人把該字型用16進制數(shù)來編碼，再有一個人把該數(shù)據錄入到電腦中。我們連續(xù)工作了一個多月，終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國標一級漢字的16x16點陣字庫。

　　其次，有了漢字字庫還不夠，如何把漢字文章輸入電腦呢?需要有漢字輸入法。因為國標一級漢字是按漢語拼音的順序排放的，從工作量來考慮，研制拼音輸入法是最容易實現(xiàn)的，因此我又開始研制拼音輸入法。不久，一個簡單但實用的拼音輸入法也大功告成了。

　　拼音輸入法有許多同音字，要想把漢字輸入到電腦中，就要選字。那時的終端是英文字符終端，根本顯示不了漢字，只能顯示80x24個英文字符。怎么辦呢?好在我們已經有了漢字字庫，我就把一個字符M當一個點來用，用屏幕上的16x16個M來組成一個漢字，這樣一來，雖然一屏只能顯示4個大大的漢字，但總算以一種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決了漢字錄入問題。

　　當然，要處理漢字，還要修改操作系統(tǒng)的BIOS部分，這些工作我也完成了。

　　開發(fā)漢字系統(tǒng)的應用

　　于是，該系統(tǒng)就可以用西文軟件來處理中文了。我馬上想到，何不用dBASE II做點什么呢?我找到所里財務科的洪寶鈞，表示愿為財務科搞一個可以打印中文財務報表的財務軟件，我的建議得到了老洪的積極支持，于是我們和老洪一起把所里的財務數(shù)據錄入到電腦中，用dBASE II處理并打印出整齊的中文財務報表。實現(xiàn)了部分財務工作的電腦處理，提高了工作效率。財務科的同志都非常滿意，所里科研處的同志也十分稱贊。

　　當時，我家的住房正想搬遷，想從城里換到中關村附近。于是，我經常往西城區(qū)的換房站跑。換房站有非常多的換房信息，但查詢起來卻很不方便，我自然又想起了dBASE II，我們小組和西城區(qū)換房站的工作人員一起，把所有的換房信息都輸入到電腦里，在1983年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的北京市首屆換房大會上，西城區(qū)的換房站采用了我們的電腦查詢系統(tǒng)為群眾現(xiàn)場服務，只要把你的換房要求輸入電腦，符合要求的查詢結果就用漢字打印了出來，當時北京日報和計算機世界報都對此作了報導。

　　這年，在武漢要召開第2屆中文信息處理國際研討會，我就以中西文兼容的漢字處理方案為題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我交去審查的論文是用自己的漢字系統(tǒng)打印出來的，該論文被當時科學院計算所負責審稿的董韞美錄用了。于是，我于同年10月到武漢參加了研討會，并宣讀了論文。當我在報告中舉例說用dBASE II處理中文時，有很多與會者還不知道dBASE II。到武漢開會，對我來說也是一次舊地重游，因為從1976年到1979年，我曾在全國重點項目武鋼一米七熱軋工程計算機控制方面工作了三年，這三年是我計算機知識和技術提高最快的三年，尤其是對大型工廠的實時控制操作系統(tǒng)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后來我在上海寶鋼二期工程的籌備階段，又同各國的電腦專家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技術引進談判，使我在大型工業(yè)過程控制系統(tǒng)設計方面學到了很多東西。

　　用dBASE II處理中文，算是湊合解決了，但我很欣賞的WordStar卻對中文處理無能為力，首先是我的字符終端顯示不了中文，其次還會有其他我暫時還無法預料的問題。我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奮斗目標：先要解決漢字顯示的問題，然后要解決用WordStar處理中文的問題。

　　要顯示漢字，就不能再用現(xiàn)成的西文終端，要研制中文終端。于是我找到了科學院計算所6室，并認識了這方面的專家賈丕長和劉歲杪，我表示愿向他們學習并和他們一起研制中文終端，以最終完成我的漢字處理系統(tǒng)的夙愿。他們二人是合作得很好的科研伙伴，我加入了之后，我們的研制工作既有效也很愉快。我?guī)缀趺刻於寂菰谒麄兊膶嶒炇遥瑸榻鉀Q漢字的顯示問題而工作。

　　由于我用伊藤忠的打印機打出了中文，當時在華推銷該打印機的田中先生，到處拿著我們打印的樣張去宣傳他們的打印機。為何不能開發(fā)一種中文打印機呢，我很想找伊藤忠公司合作來做這件事，為此我找田中先生談過多次，但都沒有結果。我想，在DATAMAX機上的漢字系統(tǒng)做得再完善，全中國也只有200個用戶使用，應該尋找更有普遍意義的機種做開發(fā)。那時候IBM PC剛開始進入中國，所以我決定選用PC機做開發(fā)的平臺。另一方面，從與鄺先生的合作中我體會到，和國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我感到還應該找一家外國公司來合作，所以那時凡是來華做電腦展覽的外國廠商，我都找過、談過，但都沒有什么進展。

　　這年，我家搬到了雙榆樹西里。王安公司的辦公室就在離雙榆樹很近的友誼賓館，于是我就常常到王安公司去，了解王安電腦的各種性能。當時王安駐京的代表是陳恒先生，他很熱情，為我提供了很多資料，而且他說，王安公司演示所用的電腦，放在那里閑著也是閑著，只要你有空，就可以來玩玩。我也不客氣，晚上經常去用王安的個人電腦，對其英文辦公軟件(包括文字處理)玩得很熟。常言道，見多識廣，我對WordStar的熟練使用和我對王安電腦的鉆研，為我日后開發(fā)中文文字處理機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我和陳恒也成了好朋友，也常討論各種問題，他是曾經建議和鼓勵我開發(fā)中文電腦的少數(shù)人之一。

　　辭職加入四通

　　這年，社會上已經開始出現(xiàn)一些民營公司，中關村出現(xiàn)了陳春先教授辦的華夏硅谷研究所，京海公司等也成立了并受到了改革者的注意。我也蠢蠢欲動，想到某個公司去，或者自己出來辦公司。

　　我和同事許教津在一起醞釀，想在冶金部自動化所之下，成立一個公司做體制改革的試點。我們把這個想法對所長顧炎講了，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說，所里可以出資金，你們先拿一個方案出來。我和許教津等人討論后，提出了一個計劃，基本思路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久，所黨委的意見出來了，我們的方案被否決了，至于被否決的原因，顧炎并沒有進一步說明。

　　既然所里的路走不通，我開始考慮是否出去自辦公司。但辦公司需要資金，資金從那里來呢?我母親得知我的想法和困難之后，她也幫我出主意，她和榮毅仁的夫人是同班同學，榮毅仁的中信公司那時剛成立不久，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是否可以從他們公司得到資金上的支持呢?我母親給榮夫人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不久，榮毅仁的女兒給我們家來了電話，叫我?guī)еk公司的方案去中信公司找一位開發(fā)部經理談談。

　　那時，中信公司在建國門外的大廈還未竣工，他們公司暫時在天壇賓館辦公，我和許教津兩人帶著方案找到了那位開發(fā)部經理。那位經理客氣地接待了我們，他自我介紹說他剛從美國回來工作不久，確實，他說話時夾雜著不少英語詞匯，顯得很有學問。我們說明來意之后就拿出了準備好的方案給他看。他看了之后，笑著搖了搖頭說，你們的方案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在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要碰得頭破血流的。如果你們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我們公司有個計算中心，正缺技術人員，你們可以來我們公司工作。

　　從中信公司出來，我和許教津都很失望，太沒想到了，連榮老板的公司也是這樣，我們該上哪里去呢?

　　幾天以后的一個星期天，我和我夫人在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碰到了王安時和沈國鈞(四通創(chuàng)始人之一，現(xiàn)任四通集團董事長)，王安時問我近況如何，我說我想辦公司，但沒有資金，我就把如何去中信又如何沒談成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他說，你找他們沒用，我們正在籌建一個公司，叫四通公司，機制比較靈活，總經理姓萬，才39歲，很能干但又不是胡來的那種人，你不妨找他談談。

　　很快我就和萬總經理見了面，見面地點在中關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選市場的門市部，看來四通剛搬進來不久，屋里空空蕩蕩，只放了一張辦公桌和幾把折疊椅，在空房的靠墻處有一個保險柜。王安時向萬介紹說，王緝志很聰明，在五七干校的時候，他能光憑電臺錄音就把交響樂沙家浜的總譜寫出來……。萬總聽了王安時的介紹之后說，老王是我的朋友，你又是他的朋友，你辦公司的想法和我們都想到了一塊，你就來吧。就這樣，我就算加入了初創(chuàng)的四通公司。四通是1984年5月16日注冊成立的，同年9月門市開始營業(yè)，我進入的時候大約在84年的六七月份。

　　這一段時間我一部分時間繼續(xù)搞漢字終端的研究，另一部分時間就到四通工作，并在等待所里對我申請調動的答復。在四通的時間里我基本上是站柜臺。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看來，按正常的人事調動手續(xù)是辦不通的了，這時很多好心人勸我不要輕易離開原單位，否則人事關系就沒有了，于是工齡就不能連續(xù)計算了，公費醫(yī)療就永遠沒有了……，這確實是需要我認真思考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個敢不敢丟掉鐵飯碗的問題。我也仔細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邏輯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屬于中上水平，吃飯總應該是沒問題的。萬一四通垮了怎么辦?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電腦和過程控制，萬一沒有這樣的機會，我還可以有兩個出路：一個是教鋼琴或者手風琴，即做家庭音樂教師，因為我的業(yè)余愛好是彈鋼琴和拉手風琴，在文革中先后教過十幾個孩子;再不行的話，由于我曾經自己裝過收音機和電視機，我還可以利用我的無線電知識開個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機電視機什么的。我想：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會養(yǎng)不活我這個家。當然，我夫人也堅決支持我的選擇。

　　于是，我決定辭職，我在1984年11月給所里寫了一份辭職報告，我在報告里用詞溫和但態(tài)度堅定地表示：不管批準還是不批準，我辭職了。就這樣，我毅然離開了冶金部自動化所。過了不知多久，我聽所里的人告訴我，所里開過全所大會，宣布將7個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個，其他被除名的人，還包括有出去開餐館的人。

　　我父親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他是1900年生的，當年虛歲85，他能理解兒子的抱負，對我去四通的行為是支持的，當時他寫了一首七律詩鼓勵我：

　　不負當年屬望殷 精研周髀做疇人 霜蹄未憚征途遠 電腦欣看技術新豈但謀生足衣食 還應服務為人民 愿兒更奮垂天翼 勝似斑衣娛老親

　　緝志兒存念 王力 時年八十有五

　　與日本三井合作

　　四通剛成立的時候，主要業(yè)務是銷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機，那時電子部官方進口的能打印漢字的24針打印機是日本東芝3070，進口價近1000美元，售9000多人民幣，而四通為Brother公司的24針打印機配了漢字驅動軟件，每臺僅售4000多元人民幣，由于價格便宜，在市場上很受歡迎。當時中關村出現(xiàn)了科海等一批電腦公司，熱衷于PC主機的銷售，打印機是電腦系統(tǒng)必配的外部設備，四通則選擇了以做打印機為主兼營電腦的策略，這一正確的決策為剛成立的四通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萬元的銷售收入。我沒有參與Brother打印機驅動軟件的開發(fā)，但參加了后來進口的1570打印機漢字驅動軟件的開發(fā)。1985年初，四通從日本伊藤忠公司引進了1570型彩色打印機，該打印機原來能打印日文的漢字，我們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漢字。當時，為了公司的生存，我把還沒完成的漢字終端的開發(fā)暫時放在了一邊，帶領一個開發(fā)小組，為1570打印機做漢卡。

　　打印機漢卡的開發(fā)工作不算太難，1985年，四通以1570彩色漢字打印機為主要產品推向市場。這一年，四通的銷售收入超過了1000萬元。

　　四通公司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為總工程師，公司的領導人在一起醞釀開發(fā)自己的拳頭產品。當時我們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購買電腦的單位，都是拿電腦配上一臺打印機來打印合同和報告之類的公文，而一套這樣的電腦系統(tǒng)要近五萬元。于是開發(fā)中文文字處理機的想法被提了出來，想開發(fā)一種價格在萬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編輯任務的機器。當時在公司主管銷售的王安時就是極力主張開發(fā)的領導人之一。由于我原來就是搞漢字處理的，對搞文字處理機當然也很贊成，但最終決策者是公司的總經理。四通的決策方式是：“聽多數(shù)人的意見，和少數(shù)人商量，最后一個人說了算?！笨偨浝砗芸炀妥龀隽藳Q斷：上馬。

　　1985年3月，總經理和我兩人到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北京事務所，與從東京來的該公司物資部部長石田邦夫先生討論合作問題。四通公司銷售的Brother打印機就是通過三井物產物資部進口的，因此這次談判是雙方決策者的會談。在這次談判中，我們提出了共同開發(fā)中文文字處理機的建議，希望三井公司投入開發(fā)費。當時萬總分析中國的市場，認為中文文字處理機將會有每年10萬臺的銷量，他向日本人許諾說，一旦產品開發(fā)成功，我們將從三井進口文字處理機硬件。萬一開發(fā)失敗，四通將以向三井物產采購其它產品的方式來彌補他們的損失。石田先生聽了我們對市場的分析之后，問大概要多少開發(fā)費用，萬總說大約100萬美元，石田閉上雙眼思考了片刻，說好吧，我就出100萬美元。這次談判進行了約兩個小時，雙方就合作開發(fā)中文文字處理機達成了一致意見，并簽署了備忘錄。因為四通是民辦公司，按當時的規(guī)定，民辦公司不能直接與外國公司簽約，所以我們的備忘錄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協(xié)議。

　　這次與三井的談判，對四通后來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石田先生的魄力，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貞浳疫^去曾經同很多外國公司談判合作，為什么總談不成呢?因為我沒有訂貨量拿在手里。如果四通在一成立時就談合作開發(fā)，也可能談不成。人家憑什么相信你呢?而這次談判，首先是因為四通通過三井已經進口了相當數(shù)量的打印機，使得日本人相信了我們的市場開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萬臺的市場前景，使他們不能不心動。當然，我們總經理的口才和石田先生敢于冒風險的精神，也是合作得以開始的重要原因。總之，和三井物產的談判取得了成功。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漢字的國家，在日本的市場上，已經有各種品牌的文字處理機在銷售。我們總經理開始的想法是，從日本現(xiàn)有的文字處理機中，選擇一種性能價格比好的產品，把它的日文漢字字庫換成中文的字庫，把日文輸入法換成中文輸入法，而文字編輯功能不變，這樣就可以很快地推出我們的產品。這年5月，我們公司的主要領導人去日本進行開發(fā)方案的討論，萬總、王安時和我都去了。

　　三井物產物資部是投資者，自己并沒有開發(fā)力量，他們要選擇一家日本公司做具體的產品開發(fā)工作。三井公司具體負責該項目的是土屋哲雄先生，他向我們解釋說，我們可以選擇的開發(fā)者有三類：一類是Sony這樣的大公司，他們技術實力強，名氣大，但開發(fā)費用也高;一類是小公司，他們費用低，但技術差;還有一類是被稱為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的公司，他們?yōu)閯e人開發(fā)產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標，技術力量介于前兩者之間，費用也介于前兩者之間。三井物產選擇的日本ALPS公司，就是是一家這樣的OEM公司。我們在三井的安排下到ALPS公司去參觀訪問。在中國，我們從未聽說過這家公司，到了該公司后，看到公司規(guī)模很大，在日本很多地方設有工廠。它開發(fā)和生產很多電子產品，但都是受人之托做的。如我們看到它開發(fā)和生產的激光唱機就是SONY牌的，它生產的電腦鍵盤產量是世界第一，占了當時世界總產量的16%，都是打別人的商標，他們還為SANYO等公司開發(fā)日文文字處理機。

　　我們和ALPS的領導人坐下來討論文字處理機的開發(fā)方案，日本人拿出幾種現(xiàn)成的文字處理機給我們做演示。經過討論比較，日本人的方案都被我們否定了。原因是：日本的文字處理機都是熱轉印式的，對紙張和室溫的要求高，色帶價格很貴，不能打蠟紙。于是，我們決定重新開發(fā)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機器，打印機芯采用擊打式的打印頭，以便可以打印蠟紙。此外，由于我對操作系統(tǒng)比較熟悉，我情愿自己從頭搞起，這樣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可以不必長期依賴日本。

　　最后我們雙方商定的合作開發(fā)方式是，四通方面負責總體方案的設計，ALPS負責選擇打印機芯和液晶顯示屏，進行硬件設計并提供BIOS接口，我們則進行軟件設計，最后由他們進行生產。為降低開發(fā)的投入，機殼采用鐵殼，免去了昂貴的模具費。

　　與ALPS公司合作研制四通打字機

　　ALPS公司負責該機開發(fā)工作的是島津邦文先生，據說當時ALPS在挑選這個負責人時，很多人聽說是與中國人合作，都不愿意參加，而島津先生是自告奮勇來做這件事的。

　　經過準備之后，我們的開發(fā)工作從1985年的8月份開始，三井物產北京事務所為我們雙方聯(lián)絡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時候還沒有傳真機，我和島津先生就通過電傳機交換開發(fā)文件，一些重要的圖紙文件通過三井的文件傳遞系統(tǒng)來往于北京和橫濱之間。

　　為了使我能夠更好地設計，日本方面拿來了一臺那時日本最好的東芝牌文字處理機供我參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處理機的說明書。當時，國內市場已經有了幾種中文文字處理機問世，如上海的奧林匹亞、深圳的桑達、香港的運科、杭州自動化所等。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文字處理機的單位。奧林匹亞的價格在兩萬元左右，采用噴墨打印機，編輯能力較差。其他幾種機器也都各有缺點，我覺得我應該能做得更好。也有的產品，如我在展覽會上看到過香港運科公司開發(fā)的中文文字處理機樣機，以當時的水平來衡量，相當不錯，只是不知為何后來不見了蹤影。

　　盡管有這些做參考，其實我心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樣板，就是WordStar，我想，它在英文能實現(xiàn)的編輯功能，我一定要在中文上面也實現(xiàn)。我的總體功能設計多少受了WordStar的影響，例如WordStar中有“block move”功能，在我的設計里想不出好詞，就用了“塊移動”的說法，等等?？偟恼f來，我把該機的使用者考慮為初中文化程度，在屏幕提示、編輯和打印命令上的說明文字以及使用說明書都要盡可能通俗易懂，絕不使用電腦術語。四通打字機日后在市場上的成功，與我的這些設計思想和目標用戶定位不無關系。產品的名稱定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頭的針數(shù)，00表示第一代。由于國內絕大多數(shù)人還不習慣什么文字處理，既然我們開發(fā)這個產品是為了取代傳統(tǒng)的機械打字機，為了市場宣傳方便，消除多數(shù)人對電腦的天生恐懼心理，我給該產品起名叫中文電子打字機。在設計外殼時，公司有些人主張在機殼上標外文，我堅持在機殼上的所有文字都用簡體中文。也有人主張給機器設計一個洋商標，但萬總和我都主張用四通商標。

　　我們的開發(fā)小組由四個人組成，除了我之外，還有王玉鈐、孫強和張月明。王玉鈐負責打印驅動軟件，孫強負責顯示驅動軟件，張月明作為大家的助手，做些輔助工作。我是總體設計，并負責文字處理軟件的開發(fā)和拼音輸入法的開發(fā)。

　　作為文字處理機，只有拼音輸入法是不夠的，我認為起碼還要有一種筆形碼的輸入法。我在開中文信息處理會議時認識了不少研制輸入法的人，當時這些人里面筆形碼輸入法做得比較好的有李金凱，我就去找他商量把他的輸入法放在四通打字機里，他要求我們給他先支付一筆入門費，開價10萬元，從當時角度看我認為高了，我們談判了幾次都沒能達成協(xié)議。于是我又找其他的輸入法作者，我在分析了各種輸入法之后，決定去找王永民，他當時在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個房子在搞輸入法的開發(fā)，同他在一起的還有張道政。當時王永民的五筆字型輸入法還沒有多少人知道，我去找他商量，他比較痛快就答應了，條件我比較容易接受。他并不要求我們支付入門費，只是提出每銷售一臺打字機給他一個提成。于是我就同他簽了一個合作協(xié)議，就這樣，四通第一代打字機選用了五筆字型作為筆形碼輸入法。后來的事實表明，王永民其實是很聰明的，四通打字機在全國范圍的銷售，為五筆字型的推廣帶來了顯著效益。當然，在眾多的輸入法作者中，王永民比較善于做推廣工作，反過來也促進了四通打字機的銷售。

　　其實，在同日本合作之前，我在PC機上已經開發(fā)了一個簡單的文字處理軟件，同時配了我開發(fā)的拼音輸入法，我把該軟件復制了一份給了島津先生。后來，島津先生來北京談判的時候，向我們打招呼說，他已經以他的名義在日本就我的拼音輸入法申請了專利，我和萬總聽后都沒有表示異議，那時，我們都沒有知識產權的意識。島津先生解釋說，在日本，如果不申請專利，就不能保障我們產品的利益。至于后來，他有沒有因該專利而得益，就不得而知了?，F(xiàn)在想起來，該專利的專利權人應該是我。

　　為了加快開發(fā)進度，在同島津先生確定了BIOS接口標準之后，我們在PC機上做了一個模擬的BIOS，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日本的硬件開發(fā)出來之前就同時在北京開發(fā)軟件。

　　因為分工明確，我們三人的軟件開發(fā)工作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家里進行的，必要時在一起開會，半年之后，即1986年的3月份，雙方各自的工作已告完成，我們開發(fā)小組到日本橫濱ALPS公司去進行最后調試工作，同去的還有三井物產北京事物所的雇員郗建民。按計劃我們應工作3周，但是我們不是8小時工作制，而是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個小時，幾乎每晚都是12點以后才睡覺，第二天仍然準時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除了我以前去過日本以外，其他3人都是初次到日本，但是我們從未上街逛過商店。即使這樣，3周還是很快過去了，機器仍未調好。于是我們決定延期回國，因為簽證的原因，延期也頂多是一周，回國的日期定在了4月14日星期一。安排大家4月13日星期日到富士山游覽，但是我做出決定，如果到星期六還未調好的話，星期天的游覽活動也將取消。

　　不幸的是，國內來了長途電話，萬總十分嚴肅地告訴我說，我的父親因病住院了，而且生命垂危。他說，如果需要的話，公司同意我立即回國見我父親一面。日本方面立刻安排我和我母親通了一個長途電話，我通過電話向母親了解了父親的病情，知道他是因感冒發(fā)燒而住院，不想竟發(fā)現(xiàn)是白血病，而且病情惡化得很快。這時，我的心情極為復雜，如果我這時立刻回國去看望父親，眼看要調試成功的產品開發(fā)就要夭折，因為在日本有比較好的開發(fā)條件，如果這次沒調好，下次不知要拖到什么時候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萬一我父親有什么情況，我不能在他身邊，也是極為遺憾的。當我把我在日本的情況向母親介紹之后，我母親說，你的工作很重要，你回不回來由你自己決定。我聽了之后告訴她，我還是決定留在日本把開發(fā)工作做完。

　　就這樣，盡管我父親病危，我還是領導全組人員繼續(xù)晝夜奮戰(zhàn)，終于到4月11日(星期五)中午，機器的調試成功了，當大家聽到打印頭發(fā)出刺耳的聲音在紙上打出漢字時，都象聽到了美妙的音樂一樣高興。當天下午，三井和ALPS公司的領導都來向我們祝賀，而我因為幾天都沒有睡好覺，感到眼冒金星、腦袋昏昏沉沉，我強打起精神，向他們介紹開發(fā)的經過。日本人說，我們從你們身上，看到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星期六，大家到商店去采購物品，星期天，在島津先生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我們到富士山游覽了一天，他們都很玩得很開心，唯有我想到病危的父親，沒有心思欣賞美景，恨不得立刻飛回國。

　　4月14日星期一，我們回到了北京。我立刻趕到友誼醫(yī)院去看望我父親，我父親這時的病情非常嚴重，已經不能說完整的句子了，但神志還清楚，我向他匯報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訴他開發(fā)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他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我在出國前，曾經給他講解過文字處理機的工作原理，并答應等機器開發(fā)完成后給他演示，遺憾的是，還沒等我給他演示，半個月以后的1986年5月3日，他終于離我們而去了。臨終的時候，我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他給我的詩中所說的“還應服務為人民”的教導，將永遠牢記在我心中。

　　當年5月16日，是四通成立兩周年的日子，公司在北京飯店宴會廳舉行新聞發(fā)布會，宣布推出四通MS-2400中文電子打字機。會上展出了我們的新機器，能打印普通紙和蠟紙，除了能打印8種大小的漢字外，還能打印英、日、俄、希臘等多種文字，得到了與會者的好評。發(fā)布會邀請了國家語委的周有光先生參加，周有光先生是我國語言文字學方面著名的專家，也是經濟學家，是我父親的朋友，我在開發(fā)打字機的拼音輸入法時，曾多次向他請教。他看了四通打字機后說，“外國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機，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們中國人整整喪失了一個機械打字機時代，我們不能再喪失電腦時代。四通打字機開創(chuàng)了中國語詞處理的新紀元。”這里順便說一句，周有光先生對“Word Processing”翻譯成“文字處理”表示不同意，他一直認為應該稱為“語詞處理”。語言學家鄭易里先生也說，MS-2400打字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個創(chuàng)舉。

　　MS-2400推出后，當時的零售價是7000元/臺，公司內部有人懷疑能否銷得出去，但是，在四通銷售經理沈維公和諶受于等人和全公司的努力下，第一年就銷了7000多臺，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成績十分令人鼓舞。

　　MS-2400是第一代產品，雖然我努力想實現(xiàn)WordStar的所有功能，但畢竟開發(fā)時間太短，所以很多功能都未能做進去，而且該機的液晶屏太小，編輯起來不方便。此外，該機用盒式錄音機做外存儲器，使用也很麻煩。當時，用PC機實現(xiàn)的中文系統(tǒng)里已經有仿、宋、楷、黑四種字體，而我們的打字機只有一種字體?？傊?，從門市部反饋回來很多顧客的意見和建議，給了我們很重要的市場信息。

　　另外，因為我是第一次開發(fā)單機型的電腦類產品，也缺乏足夠的經驗和知識。例如，我設計的四通打字機鍵盤不符合英文打字機鍵盤的規(guī)范。當MS-2400剛剛開始銷售時，就有一位專家給我打電話，說老兄，你的鍵盤設計犯了一個錯誤，熟練的英文打字員肯定會感到不習慣。我再仔細觀察英文打字機和電腦的鍵盤，才發(fā)現(xiàn)了問題。但是，這種屬于硬件設計的錯誤改起來費用太大。好在一般用四通打字機的人都是初學打字，出現(xiàn)不了這個不習慣的問題，所以決定在下一代產品中再改。不過我也奇怪，既然ALPS公司的鍵盤產量世界第一，為什么發(fā)現(xiàn)不了我的設計錯誤?可見日本人是習慣于一絲不茍地照圖紙施工，以至于我怎么畫就怎么做，錯了自然是設計者的責任。

　　開發(fā)MS-2401

　　因此，開發(fā)新一代的打字機是迫不及待的任務。我開始組織MS-2401的開發(fā)小組。由于王玉鈐向總經理提出要求去做另一項工作，所以退出了開發(fā)組。我的新的開發(fā)小組增加了幾個人，除了我和孫強以外，主要的開發(fā)人員還有裘鋼、王東方。裘鋼取代了王玉鈐做打印驅動部分的軟件。2400由于沒有方便的外存，所以文章的長度不能超過內存的容量，而2401打印機增加了軟盤驅動器，所以我決定不限制文章的長度。但是如果文章長度超過了內存容量，編輯軟件就要增加很多處理，如磁盤滾入滾出處理等。島津先生警告我，說日本的文字處理機一般都不這樣做，因為這樣比較難。但我還是決定增加這個功能，并且安排王東方專門負責磁盤I/O調用的軟件。裘和王兩人都是很優(yōu)秀的開發(fā)人員，所以開發(fā)工作基本順利。島津先生的警告不是沒有道理的，后來我在磁盤滾入滾出方面花費了很大的精力才算解決。

　　2401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積，2400只能顯示2行每行10個漢字，2401可以顯示5行每行40個漢字。當時PC機普遍還在采用5英寸的軟盤驅動器，3.5英寸的軟盤驅動器剛剛問世，而我就決定要采用這種小驅動器，雖然當時有點超前，事后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另外，我們采用了仿宋楷黑四種漢字字體，也就是說，要燒制很大容量的Mask ROM來放字庫，生產前期的投入比較大。但由于2400的成功，公司的領導人也敢于下決心投入。

　　2401的開發(fā)采用了2400同樣的方式，先在PC機上模擬，最后到日本調試時再下載移植到打字機里。按原方案，2401采用帶背景光的液晶屏新技術，但我到日本看了樣機，覺得有背景光的效果還不如沒有，我給萬總打電話匯報了這個情況，要求不用背景光。萬總堅持要用新技術，我說，我在ALPS公司這里看到了實物，你又沒看到，你應該相信我的判斷。萬總說，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你就看著辦吧。于是我通知ALPS放棄采用背景光，ALPS設計液晶屏的工程師都很懊喪，但也沒辦法。

　　2400推出成功之后，國內有很多搞漢字輸入法的人找到我，要求把他們的輸入法裝到四通打字機中。2400的拼音輸入法是我做的，其實，我也對進一步改進我的輸入法很有興趣，可是我實在太忙了，沒有精力顧及這件事。這時劉為民找到我，他說，你開發(fā)打字機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何必其中每件事都親自做呢?在他的說服之下，我同意在2401中采用他的拼音輸入法。此外，我經過研究，又在筆形碼輸入法中選擇了一些我認為優(yōu)秀的加入到打字機中。我的想法是，我不對輸入法做評價，讓全國的用戶自己去選擇采用什么輸入法好。但是，后來的事實說明我的愿望是不切實際的，王永民自己投資在全國培訓四通打字機的操作員，因此在四通多數(shù)的分公司中，演示四通打字機操作的小姐只會五筆字型輸入法，盡管四通的銷售資料上寫著由顧客自選輸入法，但是銷售小姐都向顧客推薦五筆字型，所以大多數(shù)顧客就買了五筆字型了。

　　為了使我能專心投入2401的開發(fā)工作，萬總選擇了段永基(現(xiàn)任四通集團總裁)來配合我工作，段原來是學航空材料專業(yè)的，在航空部的612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是1985年來四通的，他來的時候帶來了粉末冶金等項目，帶領一個小組搞開發(fā)，但是搞了一年多就下馬了。當時王安時對我說，科學院前黨委書記張勁夫說過，要有人為科學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為你提皮鞋的，各種雜事你都可以交給他辦。的確，段的工作能力很強，凡是與開發(fā)有關的非技術問題，我都交給他去辦，他總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實處，而且看來他與其他人不一樣的是，他很任勞任怨，很少看到他提個人條件，當時我們合作得很好。

　　到1987年5月16日公司成立3周年的時候，在友誼賓館召開的慶祝會上，我宣布MS-2401正式推出，應邀出席會議的嘉賓有賈春旺(當時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現(xiàn)任公安部部長)、于光遠(當時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這里順便說明一下，在1984年四通成立時，賈春旺任北京市海淀區(qū)區(qū)委書記，是在他的介紹之下，四通的創(chuàng)業(yè)者們和四季青鄉(xiāng)建立合作關系、向四季青鄉(xiāng)借兩萬元起家的，四通的“四”字就來源于此。

　　MS-2401是比較成熟的產品，它解決了2400的所有問題，并且基本上實現(xiàn)了WordStar的所有功能，里面還有我和同事們的很多創(chuàng)新。島津先生在一次和我的談話中說，我們日本人可以把產品做得很好，但是我們沒有創(chuàng)造性，你們中國人有創(chuàng)造性。三井的評價是，2401的技術即使在日本的同類產品中，也是先進的。2401的推出，在四通的銷售部門，產生了分歧。因為當時2400的銷售正旺，2401被認為是陽春白雪的東西，當時在三井工作的郗建民就曾和我激烈地辯論過，他說，2401好比高級音響，2400是普通錄音機，高級音響好是好，但需要的人不多。

　　2401推出的頭半年，銷售情況并不好。2400銷得不錯，但它是鐵殼的，產量有限，因此公司決定把鐵殼換成塑料殼，軟件基本不動，再推出一種產品叫2402。2402的開發(fā)委托開發(fā)部的楊盛達等人來做。當時在四通電腦門市部來了一個年輕人，對軟件很熟，叫求伯君，也被推薦到我們開發(fā)部協(xié)助開發(fā)2402，為了使他對打字機的軟件有所了解，我就把2401的源程序全都交給了他。因為2402的硬件設計基本上和2400一樣，因此軟件也沒有多大改動，但更正了一些2400中的軟件錯誤。

　　對于2400、2402，我很清楚它們的弱點，我相信2401的優(yōu)點會被用戶所認識。果然，半年多以后，2401逐漸被人們所了解，在市場上也越銷越好。

　　在2401推出不久，求伯君就離開四通到了金山電腦公司，他在珠海和另外一個軟件工程師李明一起，在2401軟件的基礎上，開發(fā)了WPS文字處理軟件。當時，如果賣純軟件產品，很難保證有好的利潤，所以金山電腦公司想把該產品做成漢卡，但是當時因為四通和金山有較好的商業(yè)合作關系，所以金山電腦公司在做漢卡之前，其總經理張旋龍向萬總打了招呼，萬總怕該漢卡的銷售影響四通打字機的銷售，就沒有同意金山推出他們的漢卡。金山鑒于在其他方面與四通有密切的合作利益，也可能考慮到知識產權的問題，所以直到1989年以后才將其漢卡推出。

　　為了進一步利用國家的優(yōu)惠政策，1987年，四通和三井物產合資在北京成立了以SKD方式生產打字機的公司——中日合資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OTEC)，把2401的生產從日本移到中國。該公司總投資100萬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產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機技術占了25%的股份，在中外合資企業(yè)中，以中方的技術占有股份的情況可以說是四通開了先河。在確定合資公司的領導人的時候，曾經考慮讓我當總經理，段永基當副總經理，我說我只善于做技術工作，不善于當頭，更不會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還是讓段永基當總經理較好，我就當總工程師吧。這樣，合資公司的總經理是段永基，我是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三井物產派東京總部的中入純先生和北京事務所的郗建民任副總經理。讓段永基當總經理，這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個大錯誤。

　　2401從那時候起，連同后來以2401為原型開發(fā)的2411一起，暢銷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萬臺以上，為四通公司帶來了二十幾億元的銷售收入和幾億元的利潤，也為國家?guī)砹藥變|元的稅收收入。四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龐大的多層次的銷售體系，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銷售人才，如王玉海、劉棣華等。四通打字機的成功生產，也離不開李玉琢、劉德麟等一批四通的優(yōu)秀管理骨干的貢獻。

　　2401贏得利潤之后

　　在1988年，2401打字機SKD散件的進口價格大約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的合資公司(SOTEC)在組裝之后的出廠價約8800多元，出廠之后銷給四通集團的OA部，OA部加價之后以11000元左右銷給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經銷商，賣給最終用戶的價格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機中的有些元件如漢字字庫等是通過香港四通公司進口的，進口時已經加了很高的利潤。由此我們可估算出每臺打字機四通有多少利潤。

　　但是，四通的領導仍然不滿足，專程到日本去，對打字機里的每個部件的成本進行了調查，例如，2401的打印機機芯是富士通公司的產品，就假以其他公司的名義按每年數(shù)萬臺的訂貨量向富士通公司詢價，得知這種機芯的價格在150美元左右。用這種方法，四通計算出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加起來也不過300多美元。于是，一個計劃在四通的領導層內開始醞釀：四通要求三井對所提供的SKD散件進行分項報價，目的是如果你哪項報得高于我們所了解的成本價，我們就自己去采購。換句話說，要把三井口袋里的利潤也放些到四通的口袋里。

　　三井當然不愿意分項報價，于是四通就向三井施加壓力，甚至對中入先生上綱上線說，你們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歷史我們并沒有忘記……。為了增加對三井的壓力，四通停止了從三井進口2401打字機散件。由于沒有了貨源，市場上的四通打字機一度脫銷，變成了緊俏商品，雙方進入了一種僵持狀態(tài)。僵持進行了一段時間，最后，三井終于作出了讓步，同意分項報價，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據情況從日本市場選購部件，但條件是，三井不再在進口前對從日本提供的散件進行質量檢驗和保證，散件的質量控制由SOTEC自己解決。在四通同意了此條件后，三井的分項價格報了出來，從報價單上看，富士通的打印機機芯為300美元/臺。這就是說，如果四通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購打印機機芯，僅這一項，SOTEC還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當四通自己去富士通采購機芯時，該廠的報價是300美元/臺而不是原先報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產廠的情況都與此類似。最后，打字機所有部件材料的價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也就是說，三井已經和所有的部件生產廠協(xié)商過了價格，統(tǒng)一了口徑。這件事，你說是這些生產廠商害怕大公司三井也好，你說是日本人團結一致對外也好，總之，四通沒有達到預想的目的。這時候，四通發(fā)現(xiàn)自己在斗爭中打了敗仗，于是向三井要求恢復過去的傳統(tǒng)做法，三井的答復是，倒退已經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進行部件的質檢和篩選，SOTEC的生產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

　　這一年，由于中途有一段時間中止了從日本進口散件，打字機一度脫銷，四通的經營利潤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萬總事后對此事的評價是，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

　　這件事之后，四通的領導便決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開發(fā)新一代的打字機。把新產品的型號定為MS-2406。顯然，根據計算，自己開發(fā)產品有更高的利潤，當然，也不用再受日本人的氣。我對這個方案表示了保留的態(tài)度，這并不是由于我親日，而是我認為，四通的翅膀還沒有硬到可以立刻脫離日本人的幫助，從2401的開發(fā)中我很清楚我們的優(yōu)勢在哪里，劣勢在哪里。我心中本來有一個長遠的開發(fā)計劃，在兩三年內最終會實現(xiàn)真正的國產化。我持保留意見，是從當時公司的開發(fā)能力和國內的部件配套能力出發(fā)來考慮問題的，我認為我們應該做一個逐步國產化的計劃，而不是一步到位。

　　不知什么原因，是否因為對開發(fā)方案有不同意見，我不得而知，2406的開發(fā)工作不讓我插手，作為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的我在公司里的權力開始被架空。

　　2406的開發(fā)方案在我看來是很奇怪的，因為系統(tǒng)里所有的BIOS，包括磁盤I/O等等，都由公司自己的開發(fā)人員重新來寫。而且可笑的是，其中有些寫B(tài)IOS的人過去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也就是說，由若干新手從BIOS做起，要開發(fā)一個完整的文字處理系統(tǒng)，可見工程是多么巨大，人手和時間都顯得很不夠。其實，如果用PC機的主板作硬件平臺，完全可以設計一個簡單而又達到同樣目的新機型。

　　也許因為我們開發(fā)2400和2401都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公司有些人估計2406的開發(fā)也只需一年左右。他們訂了一個很樂觀的計劃，在我看來，計劃很不實際。之所以計劃不實際，是因為制訂計劃的人對工作量沒有概念。于是，我開始不斷地提意見，指出2406方案中的問題。但是，我的建議和意見沒有起作用，也許他們認為我是故意挑毛病。2406的開發(fā)地點設在香港，王安時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該產品的開發(fā)上。我很多次想找機會把自己對開發(fā)方案中的看法向王安時反映，我想，他可能會聽得進我的意見，但遺憾的是我根本沒有機會接近王安時。以至于王安時是否知道我的意見，還是知道了我的意見而不接受，我都無從得知。 2406的開發(fā)費用比原來設想的多了很多，開發(fā)周期也一拖再拖，最后終于在1991年開發(fā)成功了，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時間。成本并沒有原先想象的那樣低，軟件性能也沒有比2401有突出的改進。當2406推向市場的時候，其售價比2401還略高一點。但是，2406 一上市，各地的經銷商都紛紛反映該機有質量問題。本來，2406是為了取代2401而推出的，但2401始終還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而且后來以2401為原型機又推出了2411，四通對于三井的依賴程度不見得因此而有所降低。后來王安時向我講起2406的開發(fā)時說，我以后再也不干這種蠢事了。不過，我也不知道他的教訓到底是什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由于生產2406，從香港大量進口打字機零部件，而使得他持有很大股份的香港四通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從北京合資公司將大量開發(fā)費向香港四通輸血也是顯而易見的。

　　感慨良多

　　回顧開發(fā)四通打字機的前前后后，真是感慨良多。我有幸為我國的辦公自動化事業(y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這是我今生值得驕傲的一件事。這首先得益于鄧小平理論帶來了改革開放的大環(huán)境，給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實現(xiàn)自我的機會;其次是我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許多事單靠一個人是完成不了的，企業(yè)有了一個能把握方向的領導人，確定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大家又各有分工。此外，在一起合作的三井物產公司的人員，都有較高的個人素質，我們和他們公司之間的合作很規(guī)范，很講信譽，也是成功的保證。

　　在一次會議上，三井分析四通打字機成功的原因時說，硬件解決原理問題，而軟件解決文化問題，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終與使用者接觸的是主要是軟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國人才能開發(fā)出適合中國市場的電腦產品。回顧中關村成功的電腦企業(yè)，無不與適應中國的文化特點有關。微軟的Windows產品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始終認為應該開發(fā)更適合中國文化的界面，盡管我也是Windows的用戶，而且算得上是電腦專家了，但是Windows中文版的許多提示，連我都看不懂，何況普通老百姓呢?

　　國家的許多科研機構，每年從政府那里拿到開發(fā)經費，最后不少都打個水漂完事，比起他們來，四通沒有向國家要一分錢，自主開發(fā)了對社會和對自己企業(yè)都有益的產品，給國家上繳了可觀的利稅，這是一種進步。

　　但是，后來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在公司獲得巨大利潤之后，如何繼續(xù)保持高技術公司的活力，是個很值得研究探討的問題。我雖然是四通集團主管開發(fā)工作的執(zhí)行副總裁，但是我能夠支配的開發(fā)費用還不到公司總營業(yè)額的0.3%，而且就連我比較擅長的打字機開發(fā)方面的領導權也被剝奪了。盡管按照國家和開發(fā)區(qū)的規(guī)定，公司可以提取營業(yè)額的7%作為開發(fā)費而納入成本，但這些開發(fā)費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請人吃頓飯，唱一次卡拉OK，動輒可以一擲千金，甚至萬金，為總裁辦張高爾夫會員卡可花幾十萬上百萬，可是我要調用幾萬元的開發(fā)費都要經過很麻煩的手續(xù)。每當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的時候，就要我們寫科技開發(fā)項目的可行性報告，但這是寫給銀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來的科技貸款卻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貨、搞房地產。為什么會這樣?除了產權和機制問題外，我認為首先是因為公司的第一把手和領導集體不懂技術，看不出為了公司今后的發(fā)展要做些什么，缺乏起碼的技術前瞻性認識。例如，當時四通集團董事會的7名成員中，只有我一個人是搞技術的，在1990年以后，我主張開始搞多媒體技術，并在集團成立了電腦音樂事業(yè)部，但公司的大多數(shù)領導并不理解搞多媒體的意義，如果靠投票來決策，我永遠是少數(shù)。

　　說到電腦音樂，在1991年，我領導四通集團開發(fā)部的王巖、朱峰等人，與日本Roland公司合作，開發(fā)成功了四通牌數(shù)碼鋼琴，并生產了10臺樣機。1992年江澤民總書記到四通公司視察，段永基向江總書記介紹了這一新產品，總書記興致勃勃地在四通門市部展廳里的樣機上彈奏了一段曲子。但我只是事后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幕，因為江總書記來的時候，四通公司總裁、主管銷售和后勤的副總裁以及很多其他人員都在場，而我則被通知說，由于接待人數(shù)有限，不能出席。

　　現(xiàn)在，四通打字機正在逐漸從市場上消失，生產2406的深圳SOTEC瀕臨倒閉，生產2401和2411的北京SOTEC也處于常年停工狀態(tài)，其原因說什么的都有。讓我們來看一些數(shù)字：中國有12億人口，四通打字機銷售最好的時候年銷售量為5萬臺，同是使用漢字的日本只有一億多人口，1997年它的文字處理機的總銷量為370萬臺，與這年它的PC機的總銷量差不多。因此，四通打字機過早地退出歷史舞臺，其主要原因是開發(fā)跟不上而不是別的。一個高技術公司，領導人不熟悉公司主要業(yè)務的技術趨勢，又舍不得在開發(fā)費上投入，那么它走向衰敗就是遲早的事。

　　我本來是搞技術的，不善于搞管理，也不愿搞管理，但是，我發(fā)現(xiàn)，不當?shù)谝话咽?，就無法把握公司的技術方向，搞高技術和開餐廳是兩碼事。我以后將專門撰文談我這方面的體會。我認為，要保證高技術公司的正確方向，公司的第一把手必須非常了解技術發(fā)展的趨勢，同時他還應該有卓越的管理才能。

　　此外，遺憾的是，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潤的同時，我個人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在打字機銷售最紅火的時候，一個2401經銷員的腳上，一雙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當時每月工資收入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在我1992年離開四通之時，我經四通集團辦公室主任同意，搬走了一臺2401打字機，幾個小時之后，該辦公室主任給我打電話，說奉上級指示，必須要回那臺打字機，并立刻把機器拉了回去。1993年，四通與我簽了一個協(xié)議，承認我是四通創(chuàng)始人之一，并答應給我創(chuàng)業(yè)股，其數(shù)值與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兌現(xiàn)該承諾，四通公司答復說，我們答應給你的是創(chuàng)業(yè)股，但是現(xiàn)在公司并沒有創(chuàng)業(yè)股，所以不能給你股份。總之，搞經營的搞管理的搞后勤的可以有機會得到除工資外的其他好處，埋頭搞技術的，最終只可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這種事發(fā)生在一個高技術公司里難道不奇怪嗎?

　　在四通打字機開發(fā)完成的時候，島津先生送給我兩個人頭形狀的娃娃，但都沒有眼睛，這個娃娃頭在日語里叫做“daruma”，據說，一個人做成功一件大事，就可以在上面畫上一只眼睛。因為四通打字機的成績，我畫上了一只眼睛，但直到現(xiàn)在，我還沒有畫上第二只眼睛，我現(xiàn)在正在總結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期待著畫另一只眼睛的機會。

      這個文章和白益民的《三井帝國在行動》的選段還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四通公司的倒閉不止是三井的陰謀其實是四通公司自己經營不善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