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歐洲民眾今年或許無法度過一個祥和的圣誕節(jié)了。持續(xù)高漲的油價和電價，已讓很多低收入群體怨聲載道，甚至面臨因欠費而停氣停電的困境。
圍繞于此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并引來其他國家的目光，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當前最為炙手可熱的產業(yè)方向與商業(yè)利益格局產生影響。
從每兆瓦時18歐元（約130元人民幣）到超過117歐元（約844元人民幣），上漲了超過5倍。
這是歐洲天然氣價格在過去6個月的火箭速度，但它只是讓整個歐洲陷入罕見能源危機的表象。更深層次問題是，歐洲能源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天然氣突然如此緊缺？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歐洲在可再生能源上步子太大。而今年，可再生能源的不可靠性從過去的擔憂最終變成了現實。
歐洲各主要國家都是環(huán)保減排領域的急先鋒。以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為例，近年來，它就一直在大幅削減煤炭和核能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
2020年，德國一次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為15.19%，比2010年下降了8個百分點；核能為4.7%，比2010年大幅下降了一半；可再生能源為18.25%，比2010年上漲了13個百分點。
具體到發(fā)電，德國2020年電力消耗的46.3%來自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并且德國還計劃到2030年把這一比例提升到65%。
另一大經濟體英國對可再生能源的青睞也毫不遜色。2020年，英國可再生能源的發(fā)電占比達到43%，并計劃到2024年完全淘汰煤電。
所謂天有不測風云，風能和太陽能在低碳環(huán)保的同時，也在成本、可靠性上存在不足。尤其是可靠性方面，兩者都要“靠天吃飯”。它們不同于化石能源，無法被準確探測儲量，也無法被預測未來的產能，因而也被一些人稱為“不可靠能源”。
今天歐洲的天氣，堪稱歲月靜好，給風電帶來很大挑戰(zhàn)。
全球知名風電企業(yè)丹麥沃旭能源公司CEO馬茲·尼佩爾最近無奈地指出：“今年4至6月歐洲的風速遠低于正常值，是二十多年里最糟糕的時期之一。”
這大大拖累了今年歐洲的風力發(fā)電量，比如德國上半年風力發(fā)電量就同比大幅縮減21%。
此外，今年光照量也低于往年，德國光伏發(fā)電就出現了1.5%的縮減。
可再生能源不給力，原本計劃由其承擔的能源供應因此出現缺口。這些國家在發(fā)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時，也一直在消滅和控制煤電、核電等傳統(tǒng)能源，而這些傳統(tǒng)電力很難短時間恢復，也不能去恢復。這就導致，缺口必須依靠天然氣來彌補，進而不斷加劇了天然氣資源的稀缺。
稀缺導致漲價，并很快波及普通民眾正常的生活。反對可再生能源的聲音也因此強烈起來。比如，越來越多的德國人就認為：國家大量關停煤礦和核電站是個錯誤的決定。
美國經濟學家埃德·亞德尼不久前也撰文指出：“可再生能源的黃金時代還沒有到來，匆忙消除化石能源正在導致其價格飆升，這擾亂了全球能源供應。”
而此次危機之前，可再生能源一直居高不下的成本，也早就讓很多民眾不滿。
比如，丹麥是歐洲風力發(fā)電占比最高，也是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其風電在整個電力供應的占比達到50%以上，但它至今并沒有很好地解決成本問題，進而成了歐洲居民用電價格最高的國家。
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斷上升的德國，近年來電價也是一路攀升，僅次于丹麥。
高電價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企業(yè)，要以更高成本去參與國際競爭，進而也削弱了其競爭力。
德國化工企業(yè)巴斯夫公司CEO博克就曾指出，高電價如果不扭轉，德國工業(yè)將逐漸失去競爭力。
這些老問題加新挑戰(zhàn)，正讓歐洲可再生能源，包括其激進的能源政策面臨著史無前例的挑戰(zhàn)，重壓之下，歐洲的能源變革會走回頭路嗎？
率先走過高污染、高耗能模式，實現了原始積累，也吃夠了環(huán)境污染的苦頭，疊加人多地少的局限，讓歐洲一直對環(huán)保問題更為敏感，對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探索也走在世界前列。
上世紀9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理論家皮特·迪肯森提出“環(huán)境問題是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必須加以解決”之后，歐洲左翼人士開始進一步加強環(huán)保議題的政治化。
在此旗幟下，歐洲各國政界都出現了一種“紅綠結盟”的現象，即支持環(huán)保的綠黨與中左翼的政黨組成了政治聯盟，大量親左翼的媒體和知識分子也持續(xù)推波助瀾，最終合力讓環(huán)保理念成為歐洲最重要的社會共識，也是政治共識。
咨詢公司益普索去年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50%的歐洲年輕人認為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而認為疫情和貧困是最大危機的只有36%。
這種社會思潮和輿論環(huán)境，也對歐洲企業(yè)經營產生重大影響。
11月15日，世界知名能源公司荷蘭皇家殼牌集團宣布，要將公司總部由荷蘭遷至英國，并決定去掉公司名稱中的“荷蘭”、“皇家”兩個單詞。
這意味著，這家130多年前被荷蘭女王授權的“荷蘭企業(yè)之光”，將正式“移民”成為英國公司。
而殼牌選擇“背棄”祖國的原因，居然是被民眾的環(huán)保熱情給逼的。
此前，眾多熱心環(huán)保的荷蘭民眾紛紛起訴殼牌公司，認為它在減排方面做得不夠，于是今年5月，海牙一家法院裁定殼牌公司必須在2030年底前將碳排放減少45%。
殼牌董事長安德魯·麥肯齊聞聽此事，感到萬分委屈，因為殼牌一直堪稱碳減排領域的企業(yè)標兵，但它卻依然被如此對待。
殼牌和BP、道達爾等歐洲能源公司，是最早一批提出在2050年實現碳凈零排放的能源企業(yè)。同時，殼牌也是最早發(fā)展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公司之一。
早在2001年，殼牌就與西門子共同組建了太陽能電池企業(yè)，并一路加大對光伏、風電項目上的投資。近幾年殼牌更是大干快上，收購了大量和可再生能源生產相關的公司。
為進一步騰出資金投入碳減排，近兩年，殼牌還主動削減股息，這也是自二戰(zhàn)以來該公司首次削減股息。
去年，殼牌正式退出“美國燃料與石化制造商協(xié)會”，并正計劃與其他八個高排放的能源行業(yè)協(xié)會斷交，理由都是“在公司加強碳減排的大趨勢下，我們不能‘近墨者黑’”。
如此一個潔身自好，政治覺悟和行動都特別正確，并且不惜與傳統(tǒng)能源勢力為敵的“好學生”，居然也被民眾反對，被法院否定，殼牌于是選擇了憤而離開。
目前，歐洲多數傳統(tǒng)能源起家的企業(yè)都像殼牌一樣，一邊積極走在發(fā)展可再生能源的最前線，一邊承受著巨大壓力。即便已將可再生能源做到全球領先，相關環(huán)境訴訟案件依然有增無減。
為了能給公眾留下好印象，傳統(tǒng)能源公司們甚至紛紛在公司名稱和商標上動起了腦筋。
英國bp公司將原名稱BP改為小寫字母，理由是公司碳排放已經減少了，字母也要隨之變小寫。
法國道達爾公司將商標設計成了七彩顏色，寓意其為一家多種能源形式相結合的公司。
最激進的當屬丹麥沃旭能源公司（Ørsted），該公司原名丹麥石油天然氣公司。2017年，該公司出售了化石能源業(yè)務，從歐洲最密集使用燃煤的公司之一，徹底轉型成了一家以風能為主的新能源公司，公司名也徹底拋棄了“石油”和“天然氣”。
雖然多數歐洲傳統(tǒng)能源公司不能像沃旭變革得如此徹底，但是沃旭更名之后，很多能源公司競相效仿，把名稱中的“石油”一詞去掉了，即便它們還在經營著石油。
這就是如今歐洲的大環(huán)境，多數人對環(huán)境正義抱有堅定的信仰，并且很難被改變。
包括一些現在因為生活成本上升而聲討可再生能源的人，只要日子稍微好過一點，便有可能重新回頭詛咒傳統(tǒng)能源的種種罪惡。長期被教育的企業(yè)巨頭們自然也是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即便天然氣暴漲，也幾乎沒人敢講話，重啟火電等傳統(tǒng)能源。
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之外，對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投入，也讓歐洲的新能源革命“開弓沒有回頭箭”。
能源政策是事關地區(qū)經濟的大事，政策一旦確立，隨后的投資、大工程建設將不計其數。
這就像多米諾骨牌被推倒，你將無法終止這個連鎖反應，而且似乎也看不到最后一張倒下的牌在哪里。
在捷克布拉格郊外高聳的高壓電塔上，夕陽西下，工人們依然爬上爬下忙碌著進行著直流電網升級改造的工作。這是在如今的歐洲各國都可以看到的景象。
一百多年前，愛迪生直流電網的設想被特斯拉的交流電擊敗，如今，隨著可再生能源在歐洲的普及，直流電設想正在起死回生。
太陽能發(fā)電產生的是直流電，必須轉化成交流電才能接入交流電網。風力發(fā)電雖然產生的是交流電，但是由于不穩(wěn)定，也必須先轉化成直流電，再轉化成交流電才能接入電網。
這樣頻繁的轉換會產生大量電力損耗，增加電力運營成本。為了盡快實現完全用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歐洲人于是大膽決定：直接脫胎換骨，把電網向直流電升級。
《2012歐洲電網10年規(guī)劃》顯示，歐洲已規(guī)劃在10年內投資1040億歐元對電網進行升級，以實現可再生能源與各國電網的完美融合。該規(guī)劃于2015年開始實施，目前意大利至法國、挪威至德國、英國至比利時的高壓直流電網項目正在快速建設中。
而這只是歐洲能源革命連鎖反應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還是對可再生能源電站等的投入。
歐洲已經有巨大的風電、光伏投入，但各個國家還在加大投入。歐洲希望到2030年建成超過200座風電場，1.2萬臺風電機；建成2800萬個充電樁，實現汽車完全用可再生能源充電等等。
在如今的歐洲北海上，經?？梢钥吹较窈侥敢粯泳薮蟮淖鳂I(yè)船在緊鑼密鼓地安裝風電機，工人們整天吃住在巨型作業(yè)船上，只有周末才能返回陸地和家人團聚。
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的推廣，很多看似不相干的部門也都被卷入。
比如，為了實現更多的發(fā)電量，歐洲海上風力發(fā)電機近年來體積越來越大，建設和維護這些發(fā)電機需要的作業(yè)船只，也越來越大。為了方便?？窟@些巨大的船只，各國又必須把海港建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特別是要建設大量深水港口。
這還不算完，歐洲人還希望在海港附近就近建設制氫工廠，利用海上風電直接生產可再生氫，并輸送給鋼鐵廠、化工廠，工廠再利用氫氧化學反映產生的熱能進行冶煉，或把氫氣轉化為其他企業(yè)運營所需的電力，這就意味著需要興建大型的氫氣輸送管網。
被裁定為減排不利的殼牌公司，現在就正在荷蘭鹿特丹港建設可再生氫生產中心。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巨大的金錢投入。去年，歐盟提出的總額18243億歐元的歐洲復興計劃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以上的項目。
這還不包括大量企業(yè)的投資項目。比如，大眾汽車決定在2023年前投資300億歐元，用于新能源汽車的研發(fā)制造。2017年11月，殼牌與寶馬、戴姆勒、福特和大眾成立了合資公司Ionity，計劃在歐洲的10個國家建設充電網絡。
如果不想投資打水漂，這些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投資和改變就不可能半途而廢。而一旦終止前進，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將遠遠大于一場能源危機。
這讓歐洲的能源革命就像已經開始的外科手術，無法按下暫停鍵，無論如何更不能走回頭路。
尤瓦爾·赫拉利曾在《人類簡史》一書中強調：人類會被自己發(fā)明的東西控制。
比如，從狩獵、采集社會進入農業(yè)社會，就是一個偶然選擇帶來的無法挽回的結果。
一旦開始種植作物，就必須花時間、精力對農田進行除草、澆水、施肥等維護，還要建谷倉存糧，筑高墻防盜。進行這些投資后，人類的生活方式就被“套牢”，既舍不得離開農田，同時也忘記了如何狩獵，只能在農業(yè)革命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如今歐洲聲勢浩大的能源革命，也如同這般，不得不繼續(xù)“一往無前”。
而類似的能源變革，在歷史上并非沒有先例可循。目前世界第二大乙醇汽油生產國巴西就是一個例子。
巴西生產的乙醇汽油占世界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其國內市場50%的汽油是乙醇汽油。
上世紀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造成油價飆升，巴西政府1975年決定啟動“國家乙醇計劃”，用甘蔗來生產乙醇燃料，對乙醇生產和消費給予財政補貼，并以法律形式強制在汽油中添加乙醇。
從此以后，巴西就一直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乙醇燃料生產大國，即便中東石油危機過后，世界油價下跌，乙醇汽油的生產成本大大高于石油汽油，且并不環(huán)保，也依然如此。
事實上，巴西已經回不了頭。
因為從國家到企業(yè)，都已經圍繞乙醇燃料進行了大量投資，整個產業(yè)已經發(fā)生了巨大改變。要拋棄乙醇產業(yè)，代價太大。其中，光是因此衍生出來的就業(yè)崗位就多達500多萬個，占巴西全國人口的2.5%，終止乙醇，就要砸掉這些人的飯碗，所以任何黨派也都不會輕易地去做這樣的決定。
歐洲如今也一樣?？稍偕茉床坏顿Y巨大，而且關聯著眾多人的利益。
相關預測顯示，到2050年，歐洲將有1000萬人從事可再生能源產業(yè)相關工作，如果再算上關聯產業(yè)，影響到的人群就會更加龐大。
這也意味著，歐洲可再生能源產業(yè)在政治上的民意基礎，會越來越強。
綜合來看，目前歐洲能源已經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加快科技進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制造成本，并解決其不穩(wěn)定性等問題。
但這也將是一場激烈的科技競賽，因為很多國家，尤其美國也在努力通過科技手段降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并讓化石能源成本進一步降低。
在這場關于減碳成本的科技戰(zhàn)中，如果歐洲落敗，較高的能源成本將可能引發(fā)資本外流，進而讓歐洲再次陷入“文明引發(fā)的衰落”。
參考資料：
luaya 發(fā)表于 2021-12-2 08:10
漲了6倍都可以接受？？？當年法國油價漲了幾毛錢就搞得全國暴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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